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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力荐丨对话大师（上），基耶斯洛夫斯基二十周年祭电影大师班
杨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参加百老汇电影中心举办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二十周年祭电影大师班活动，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御用编剧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茨到场为大家讲述他的电影故事，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大师上台。接下来，我们还邀请到另外一位嘉宾，中央戏剧学院的徐枫教授，徐枫老师也是在法国留学多年，是著名的欧洲电影专家，欢迎徐枫老师。 徐枫：您这次参加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我想听一下您对本次电影节的基本印象。 皮耶谢维茨：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到今天还对那么老的电影保持兴趣。我这个人非常直接，所以我就说说我这次来到上海和北京的感受。其实我还不知道那到底是怎样的感受，但是我在这两个地方认识和见到的朋友都非常热情。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了解到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有机会见到好多年轻人，非常好的、非常开放的年轻人。对于这点我非常高兴。不是因为他们要和我讨论，也不是因为他们看过我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合作的电影，而是他们人真的很好。这些感受让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也很必要的事。我有一个乐观的想法，我不是去所有地方都有同样一种感受，有时候是一些非常正式的论坛，正如我前面说到的。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城市大不大，而是人才是最重要的。 徐枫：我有几个跟皮耶谢维茨先生有关的问题。皮耶谢维茨先生本来是一个律师，在生命的很长一个时期都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与此同时又长年从事艺术创作。那么关于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命题，也是电影的一个核心问题之一，放到电影史上就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尤其谈到东欧电影，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意义更加重要，那么我的问题是，在您看来，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政治生活是最好的？ 皮耶谢维茨：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政治和创作的关系，和我个人生活中作为一个父亲和作为创作者的关系是一样的。就是说我生活各种方面所有经验都在创作过程中出现了。可能我生活中那些经验更重要，比如我看过的那些书，我五六岁时我妈妈给我念的那些书，这些对我的创作更重要，而政治方面没有那么重要。其实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并不是说我做过政治家，而只是做了一些公共业务。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如果我们假设政治和创作是有所关系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所有政治家都能随便写一些剧本，一些作品。但我们知道政治家写的并不是剧本，而是他们发表的一些政论。我提到童年的时刻，是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创作过程中，经验是最重要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造成我们的敏感。我们观察世界的过程中，看到的东西多还是少，都是和我们的敏感有关系。我介入政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之前都是做律师的，主要接触的都是政治案件，当我做辩护律师时，我代表过的一些人过几年后都做了高官。在我的律师生涯中，我给因为各种各样政治原因给被送到监狱的人提供帮助。后来当波兰转型之后，就给我推荐、帮忙，建造新的官职，所以我同意了。但我非常遗憾我当时同意介入政治。所以为了回到您提的这个问题，我想强调的是，政治和创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也可以说，政治是一种经验，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创造了一种经验，对我个人来讲，我的政治经验是一种遗憾的经验，但是更重要的经验是你的童年、你的第一段爱情等等。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我做的公共业务，因为当时我是做波兰参议院的议员。当时，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点非常不满意。但是我生活中最怀念的时刻，是我当律师的时候。因为那时非常年轻，而且帮助了很多人，那是很值得做的事情。 徐枫：您刚刚谈到了童年时母亲给您念的书，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您成长过程中，哪些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对你的电影创作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皮耶谢维茨：我觉得如果我细讲的话是讲不完的，所以我简单地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对《红》有没有一些了解，有没有看过。《红》里的那个法官，他窃听别人的电话。有一次，大概是在1989年，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去东京出差，然后回到波兰，他带回一部手机，当时还是很罕见的东西。有一次我去他家里找他，他对我说，你知道吗，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故事。我开始使用那个手机，然后楼下的邻居，有一次见到我，他跟我说非常抱歉的跟你说你用那个手机的时候我都能听到你的声音。然后我跟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说这就当我们影片的开关吧。这个事情当一个开关，以后应该还要有一个完整的情节，要有角色人物，他们的危机、开心痛苦的时刻，这样才能编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剧本，但是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可能我的想法已经飘走了。 徐枫：您说的特别好，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想要的答案，作品直接地就跟您的创作发生了关联，同时也有一部分经验是来自于真实的。很抱歉我的问题又要回到政治上去，其实我也不太想，刚好您跟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的第一次合作是《无休无止》，那个时期您实际上是长期地为公务会做答辩律师。我们知道波兰的著名导演安杰依·瓦伊达有不止一部影片跟公务会有关系，一部是《大理石人》，还有《铁人》，尤其后者有密切的关系。在您开始做《无休无止》时，他拍了一部很重要的电影，谈的是法国大革命，而事实上很多法国朋友都认为谈的波兰革命。影片中很有意思的一点，丹东是一个正面角色，丹东和他的朋友全部由法国演员饰演，而罗伯斯切尔和他的代表暴政的朋友，都是由波兰演员扮演，这部影片后来引起了很多争论，有人认为这部影片事实上根本不是关于法国革命，而是讲的波兰政治革命，你们都是在同样的时期进行创作，介入波兰的现实生活和政治生活，我想知道的是，您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的创作和你们的表现，与安杰依·瓦伊达的差距何在？ 皮耶谢维茨：其实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区别很大。因为你要关注我要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合作拍摄的第一部电影里，有一个男演员，扮演非常乐观的一个角色，给每一个人希望，这是在1981年。同年波兰爆发军事管制，代理诗人被送到监狱，他们的力量、想法、希望被打破了。然后我们的电影，那个男演员是一个很豁达的人，除了演这个角色之外，还有别的角色，他们之间出了矛盾，军事管制一直进行着，主要作用不是说进行出来，而是要打破别人的乐观、团结，所以这部电影从头到尾都很真诚。这部电影有有一个角色是一个年轻的工人，律师去监狱见他，两个人之间讨论，演这个工人的演员是Artur Barcis先生，然后同样的演员在《十诫》里出演了一个路人，每一次我见一些对我的电影感兴趣的人，他们都问我那个路人到底是谁，每一部电影不停在观察所有的角色，但不是上帝、天使、观察者，是不是道德心？都不是，他就是一个工人，他就是在观看并且提问，到底你们在做什么。 皮耶谢维茨：我再补充一下，说到差异的话，因为瓦依达导演对外国电影影响很大，是一个很伟大的导演，但是我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创作的《十诫》中的世界，跟瓦依达先生的世界并不一样，因为它的作用并不是要给人乐观、力量，而是通过我们的敏感，直接让观众更看到现实。瓦依达的作品是很需要的，需要给观众提供力量，但我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合作的电影并不一样，我们的电影并没有海报那样的作用，可以说我们的电影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和工具（X光透射）。今天说的可能有点儿让人难过，我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更多的在描述现实，因为我看当代的现实情况，比如《蓝》讲的是自由，这也不是一部乐观的电影，它在寓言一些事，一些现在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可能现在欧洲人希望逃离自由，但是如果要细说这一点的话，可能要花太长时间了。所以我觉得瓦依达先生的电影对波兰的历史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美的作品，但是跟我们的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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